开元体育可持续水产养殖是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发展方向。“种养结合”、“净水渔业”是我国发展现代渔业的必由之路；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在于对养殖水环境修复和保护。我国渔养殖业的发展关键问题是水体富营养化。水体富营养化的治理，最主要是削减污染源的排放，必须内源与外源同时治理。发展净水渔业是治理内源污染的关键措施。一定要加大生物修复的投入，国家与民众共同参与修复水环境。只有走净水渔业之路，我国的水产养殖业才会可持续性发展。推广净水渔业养殖模式而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在宏观上加以控制，微观上给予指导。控制有效养殖的面积。充分发挥政府职能,控制有效养殖面积，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要合理的规划养殖面积及品种,建立渔业用药限制、制定养殖废水排放水质标准,一定要严格控制滥用渔药现象,加强养殖水处理及废水排放的管理,为发展净水渔业提供充足的法律保障。只有走了净水渔业之路，我国的水产养殖业才会可持续性发展。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就是各地人民政府在水域滩涂总体利用规划中制定的用于水产养殖的水域滩涂规划，这是渔业部门管理的用于水产养殖的法定地域范围。
各地人民政府要继续推进渔民养殖的有效证明，做好核发工作，养殖证也是渔民开展养殖生产的基本依据。
进一步加强病害防治、水产原良种，渔业主管部门一定要加大监督管理，加大对水域生态环境的监管力度等体系建制；加强养殖水域水质的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与防治工作，以提高从业人员岗位技术的培训，从业人员素质和职业资格鉴定，提高和专业技术水平；加强安全、环保型、高效的饲料和水产药物，实现技术推广和服务队伍建设的有效提高。
各地人民政府应加强环境监测，及时发现和处理渔业水域污染案件，保护养殖渔民的合法权益。而水产养殖业发展到今天，来之不易；将来向何处走，值得深思，努力建设现代水产养殖业，解决目前遇到的各种问题，使我国成为世界养殖强国，应该是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推进和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是一条必由之路。
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例在1950～1982年一直徘徊在5.0%以下，之后开始上升，至2000年达到7.0%，进入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老龄化社会，预计2025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14.0%，进入老龄社会，2040年前后该指标将达到23.3%，进入超老龄社会[1-2]。反观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日本，1920～1955年该指标徘徊在5.0%以下，1970年达到7.1%，1995年达到14.5%，2010年达到23.0%[3]。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时期尽管与日本相差30年，但老龄化速度却非常相似，从平稳期的5.0%上升到7.0%的第一阶段都是不到20年，从 7.0%上升到14.0%的第二阶段都是25年左右，从14.0%上升到21.0%的第三阶段都是15年左右(我国部分为预测数据)。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社会经济背景也与日本十分相似。在第一阶段，都是在社会急速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日本用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的20年时间经历了战争结束和恢复重建，实现国民收入倍增，经济的发展显著地改善了以传染病、营养不良和死婴等为中心的健康问题，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等事件。同样，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20年间经历了结束混乱，市场经济转轨，GDP总量翻两番，疾病谱发生改变，温饱问题得到解决，健康状况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改善与提高等事件。在第二阶段，日本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的显性化，社会经济地位以及生活方式等社会因素变成了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4]。我国人口结构转变的第二阶段始于世纪之交，同样出现了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阶层分化以及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等问题，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作用日益加重。因此，如何有效地利用这30年的时间差，深入探讨社会因素影响健康状况的作用机制，是提高我国老年人生活质量的重要课题。
健康与社会经济地位关系的研究有多种学科视角，其中社会学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5]，即研究的重点是社会分层，而健康不平等只是社会不平等的不良后果之一。社会医学探讨的是各个社会群体的健康状态以及生活状况如何受其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目的是为了从医学和社会的角度维持、增进、改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水平。本文将以社会医学的视角为主，并借鉴社会学的观点分析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为我国健康介入研究以及老年政策的制定提供基础数据。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存在争议[6]，即同时存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导致健康状况结果不同的社会因果论和健康状况不同导致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健康选择论[7]。在将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情况下，社会经济地位在退休之前已经形成，观察时点的健康状态以及其后的生存时间与社会经济地位有明确的时间先后，二者的关系更符合社会因果论的观点。可以说个人的健康状况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8]。我国学者的实证研究也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存在影响，其中，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的成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9]，汤哲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10]，顾大男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高龄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等身体健康的影响较小[11]。另外，反映社会经济地位的相关变量同样对健康产生影响，黄枫等人认为不同的社会医疗保险待遇对于老年人口的健康有着显著而长远的积极影响[12]，刘平贵认为60岁以前的职业是高龄老年人死亡风险的重要预测变量[13]，曾宪新认为是否有养老金对于老年人的死亡风险有显著影响[14]。
上述研究尽管证明了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水平越高的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15]。社会因果论包括两个方面的影响机制：一是物质环境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收入与生活环境差距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二是生活方式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不同生活方式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王甫勤以成年人为对象验证了生活方式论，即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拥有和维护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水平[16]，而对于普遍维持良好生活习惯的我国老年人来说，这样的解释机制是否合适有待进一步讨论。
在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之间有可能存在如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的第三变量。顾大男分析3年的追踪数据，发现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和较多医疗资源的老年人外出旅游和健身锻炼的比例较高，而出游和健身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以及降低死亡风险[17]。吴金晶等人分析截面数据发现，经常参与志愿者活动的城市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18]。杨宗传认为文化素质是老年人参加老年活动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19]。齐良书等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多种途径作用于个人健康状况，如果仅用单一指标进行量化分析，难以全面深入地揭示其作用机制[20]。
当然，我们也发现先行研究中尚存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健康的?其机制尚未得到解释，多数研究只证明了存在影响。二是健康指标不全面，未同时考虑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生存时间(健康的量)：同样是讨论男性与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导致的是男性健康状况比女性好，却又导致女性寿命比男性长。三是追踪时间较短且未考虑生存时间。寿命或生存在先行研究中一般追踪时间只有2～3 年，追踪时间过短很难排除基线调查中既成事实的干扰，不能说明因果关系。多数研究只分析死亡率或生死结果而不考虑生存时间的多少，造成分析存活一年的老人和存活十年的老人会得到同样的结果。四是统计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综合作用机制的研究。双变量分析、多元回归、Logistic回归分析或Cox风险回归等只能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的直接影响而不能分析间接影响，而且有些先行研究使用不同模型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的关系、生活方式与健康等的关系，却主观推断出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而影响健康的结论。
基于上述分析讨论，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城市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通常人们在进入老年期后不仅有足够的时间照顾自己的生活，而且由于健康水平的下降更意识到需要维持一个良好的饮食作息习惯，因此，对于老年人来说，良好的生活方式是健康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老年人由于家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责任不断减少，生活责任性外出大幅度减少，其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增加可能是维持老年人社会交往的重要因素。城市老年人在基本生活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可能更多的是带来文化性闲暇活动的不同。
本文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将2000年调查时点之前已经形成的社会经济地位作为基本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点的文化性闲暇活动作为中间潜在因子，将2000年调查时的健康状态(健康的质)和其后9年时间里的生存日数(健康的量)作为结果潜在因子(其中，健康状态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包括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方面)，分析基本因子如何通过中间因子对结果因子产生直接影响与间接影响(如图1所示)，并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2：文化性闲暇活动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并通过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和生存时间。
本研究的基线调查是由作者负责的日本东京都立大学城市科学研究所与沈阳市卫生局的合作项目，调查时间是2000年6月1日至6月20日，调查总体是沈阳市的和平区、皇姑区、沈河区、大东区、铁西区五个市区的45万人老年人。抽样方法是使用分级抽样方法，在五个市区中分别抽出两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区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街道办事处，再从中各抽出一个老年人口比率与所在街道办事处老年人口比率相近的社区。调查对象是被抽出社区的全部6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市共计抽取了10个社区的4460名老年人。调查员由经过多次培训的各区疾病控制中心的医生和街道的地段医生以及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职员担任，使用自填式和询问式两种问卷，最终回收问卷3654份，回收率为 81.9%。
本研究的追踪调查为作者负责的2012年度日本文部科学省学术振兴会资助的中日养老文化比较研究项目，对基线回答者的死亡日期以及死因进行追踪调查。追踪调查的对象是从基线人、姓名与身份证号码等个人情报记录不清者703人、问卷回答不完全者51人，实际追踪调查对象为276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共3135日。本研究为了减少调查期间已经濒临死亡者的影响，分析对象是从追踪期间的全部538名死亡者中删除了基线个月内的死亡者，最终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死亡的506人。
2000年基线调查中与本研究有关的项目包括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健康状态三大类指标。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包括退休前的职业、教育程度、家庭收入三项。文化性闲暇活动包括社区活动、旅行游乐、个人兴趣三项。世界卫生组织在1948年提出的健康概念已被广泛认可，即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是虚弱，而是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一种良好状态，因此，在本研究中将健康状态分解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社会健康三个构成部分。描述身体状态的身体健康包括主要疾病、疼痛症状、生活能力三个项目，其中生活能力测评选用东京老年综合研究所开发的老年人活动能力评价指标①中的银行存取款与缴纳水电费这两项差异较大的敏感指标投入了方程;描述与群体或他人关系适应性的社会健康是指个体与他人及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并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实现社会角色的程度，本研究中使用去公园晨练、购物办事、广场聊天等外出活动频度测评城市老年人生活中的偶遇性社会适应程度，同时使用与邻里、朋友、同事等的互访活动频度测评老年人主动性社会适应程度;精神健康主要是指人们的一种主观的快乐的人生体验，而不是描述是否患有精神疾患，本研究中使用对人生幸福的感觉和对现在生活满足的感觉这两项指标。年龄在描述分析中用年龄阶段表示，在结构模型中为实际年龄。本研究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统计分析软件为SPSS18.0版和 Amos17.0版。
本研究的追踪对象为2776人，追踪期间为2000年6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分析对象为剔除了基线调查结束后半年内的死亡者，剩下的2001 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的死亡者506人，其生存时间为228～3134日，平均生存1808.34日。表1为506名死亡者的基线.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状态与生存时间的结构方程模型
在结构方程模型中，我们将身体健康、社会健康、精神健康及其构成的综合健康状态、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等潜在因子用椭圆形表示，将直接观测到各个变量(包括生存时间)用长方框表示，用e、d、z表示未知部分，箭头连线表示因果关系，连线上的数值为标准化路径系数，在(-1，1)之间表示关系强度与方向，方框或椭圆形的右上角数值为回归解释率，GFI为数据与模型间的调整拟合度。本研究的拟合模型不仅AGFI值达到0.921，而且健康状态解释率为70.0%，生存时间的解释率为10.0%，说明是一个非常合理的结构模型。
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具有较强的正向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46，其中身体健康影响最大，达0.70×0.46，社会健康的影响仅次于身体健康的影响，达到0.59×0.46，精神健康的影响力较小，仅为0.26×0.46。在身体健康的各指标中，老年人的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远大于身体病症的影响力。本研究的结果与吴晓光等人的8年追踪数据均发现，老年人日常生活能力、健康自评以及认知功能对死亡有较高的预测价值[21]，并与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所发现的死亡风险与生活能力等身体健康指标关系稳定的结果呈现一致性[22]，但本研究不仅验证了上述身体健康的作用还证明了社会健康对死亡有较高的影响力与预测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着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达到0.70，对生存时间的直接影响极其微弱，其路径系数不具有显著性，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改变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产生很大的间接的正向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70×0.46。上述结果可以发现，假设1部分被验证，部分被否定，即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有很强的正向的直接影响，而对生存时间并无直接影响，该指标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而间接影响生存时间。齐良书等人认为20～65岁成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健康状况越好[23]，本研究发现60岁以上城市老年人也具有上述倾向。刘贵平分析80岁以上城乡高龄老年人的2年跟踪数据发现，死亡风险与社会经济地位中的退休前职业有一定相关性[24]。但是，曾宪新分析65岁以上城乡老年人的3年跟踪数据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后社会经济地位对死亡风险的影响不明显[25]。本研究认为，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或死亡风险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
社会经济地位对文化性闲暇活动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5，同时由于文化性闲暇活动对健康状态具有中等强度的正向的直接影响，其路径系数为0.26，所以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又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强度为0.25×0.26。上述结果表明，假设2部分被验证而假设3完全被验证，即社会经济地位直接影响城市老年人的文化性闲暇活动，并通过文化性闲暇活动间接影响健康状态。本研究与杨宗传以及顾大男的观点一致，都认为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社区活动与旅游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26-27]。而且本研究与吴金晶等人的观点相似，志愿者活动等文化性闲暇活动越多的城市老年人，包括幸福感在内的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其综合健康状态越好[28]。但是，顾大男使用3年的追踪数据分析死亡与出游的双变量关系认为，旅游对健康长寿的作用是直接的[29]，本研究在控制健康状态的情况下认为，文化性闲暇活动对生存时间不具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改变健康状态间接影响生存时间。
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的路径系数为-0.42，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说明年龄越大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因此，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年龄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间接影响，强度达到0.42×0.70和0.42×0.25，而年龄对生存时间、文化性闲暇活动以及健康状态的直接影响极小，路径系数均不具有显著性。
为了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作用机制，本研究运用前瞻性队列研究方法对沈阳市2766名60岁及以上城市老年人进行9年追踪调查，对其中506名死亡的老人使用结构方程分析方法解析其社会经济地位、文化性闲暇活动与健康状态以及生存时间的结构关系，得到以下结论。
城市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一方面对健康状态产生直接影响，另一方面通过改变文化性闲暇活动而对健康状态产生间接影响;社会经济地位对生存时间没有直接影响，而是通过影响健康状态延长生存时间。健康状态对生存时间有较大影响，其中身体健康对健康状态的影响力最大，其次为社会健康，最后为精神健康。另外，身体健康中身体能力对生存时间的影响力大于身体病症。因此，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老年人其文化性闲暇活动越丰富，其外出交往频繁，从而提高了社会健康，满足了精神健康，维护了身体健康，间接延长了生存时间。
在我国社会经济的转型期，由教育程度、收入、退休前职业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受年龄的影响，高龄老年人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态与文化性闲暇活动的影响包含着一定的年龄因素。
既有的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作用机制的理论包含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认为不同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亚文化，其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饮食烟酒、作息运动、毒品以及性行为等生活方式，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影响着人们的健康;二是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所享有的医疗资源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得不到及时救治。
相对于上述生活方式论和物质资源论，本研究寄希望于就城市老年人提出文化性闲暇活动论从而对上述理论做一定的补充。城市退休老年人由于健康状态下降而且有足够的时间，一般都能维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但由于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下降，外出活动减少致使社会健康恶化。如果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仍然维持一定水平的文化性闲暇活动，这样就增加了外出交往活动的内容与事件，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健康与生活能力，并改善了精神健康，进一步延长了生存时间使得死亡风险降低。
近几年,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种什么样的心理健康观才能更加吻合社会的进步,更加符合国人的身心特点,已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问题[1]。心理健康观是心理健康态度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社会心理学家对态度概念的理解并未取得一致,但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态度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3种成分,决定着人们在现实生活环境中注意什么样的对象,决定着人们怎样加工有关对象的信息,决定着人们对于有关对象的体验性质,也决定着人们对有关对象进行反应的倾向。全面了解中学生对心理健康概念、内涵,一般心理的行为表现、影响心理健康因素以及如何保持心理健康等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提供指导,对于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口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迫切需要开发信、效度较高的专门测量工具,提高研究方法的科学性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1.1 被试取样 被试为渝东南地区在校中学生。被试包括3个部分,第1部分是开放式问卷调查的被试,共100人,其中男生55人,女生45人。第2部分为初始问卷调查的被试,发放问卷500份,有效问卷480份,其中男生246人,女生234人;初二年级236人,高二年级244人。第3部分为正式问卷调查的被试,发放问卷720份,有效问卷708份,其中男生366人,女生342人;初二年级340人,高二年级368人。
1.2 开放式问卷 开放式问卷调查了5个问题:(1)你认为“一个心理健康的人”最典型特征有哪些表现?(2)你认为“一个心理不健康或具有心理疾病的人”最典型特征有哪些表现?(3)你认为可以采取哪些方法来促进心理健康?(4)你需要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吗?(5)你在当前学校教育中获得了心理健康方面的帮助吗?笔者根据回收资料进行了内容分析。
1.3 问卷维度的理论构想 根据以往研究的资料,在开放式问卷和个别访谈的基础上,提出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理论构想。笔者认为,心理健康态度的主要维度包括以下3个方面:(1)心理健康的认识;(2)心理健康的情感;(3)心理健康的行为倾向。
1.4 问卷项目的选择 根据对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理论构想,结合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编制了共32个题项(其中含2对4道测谎题)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初测问卷。项目采用的记分方法是自评式5点记分方法,由“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评定为1～5分。对初测结果进行项目分析和因素分析,剔除标准差低于0.90、与总分相关低于0.20、因素负荷值小于0.40、共同度小于0.20以及不合乎因素构想的题目13个。最后剩余19个题目组成正式问卷。
1.5 程序 在理论构想的基础上编制开放式问卷。根据开放式问卷的回收资料和访谈资料编拟初始问卷题目。正式问卷的确定分2个阶段实施:第1阶段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用“中学生心理健康问卷”的初始问卷进行团体施测。对初始问卷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确定问卷的因素结构,并根据相关指标剔除问卷项目,形成正式问卷。第2阶段对正式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检验。用正式问卷对被试进行团体施测, 半个月后,抽取被试中的一部分,用正式问卷进行重测。检验问卷的重测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内容效度、构想效度,分析被试反应的特点。
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通过KMO检验和Bartlett球形检验来考察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问卷的因素分析的实切性。检验结果表明,KMO的检验值为0.777,说明样本大小适合进行因素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卡方系数为903.300(P
4个因子共解释总方差的51.06%,在可接受的范围内,题项的最高负荷值为0.815,最低负荷值为0.483。因素的命名遵循2条原则:一是参照理论模型的构想维度命名。看该因素的题项主要来自根据理论构想模型编制的初测问卷的哪个维度,哪个维度贡献的题项多就以哪个构想维度命名;二是参照因素题项的负荷值命名。一般根据负荷值较高的题项所隐含的意义来命名。在原来的理论构想的基础上,把正式问卷的4个维度,分别命名为认知偏差、情感支持、知识需求、寻求帮助。观察实际的因素分析结果,与理论构想比较吻合。
经过初测问卷题项的筛选,共删除13个题项,得到包含19个题项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正式问卷,其中包括2对测谎题,题号分别为3与22,8与31。问卷题项采用5级评定法计分。
2.2.1 信度检验 采用Cronbach alpha系数(同质性信度,又称内部一致性信度)、分半信度作为信度指标,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各维度及问卷总体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分半信度系数均较好。说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作为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测量工具是稳定可信的。
2.2.2 效度检验 内容效度的确定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法,其工作思路是请有关专家对测验题目与原定内容范围的吻合程度作出判断[2]。Maio等[3]认为,判断测验题目与原定内容范围的吻合程度高低有2个标准:一是确定好内容范围;二是对于已经确定的内容范围,测验的题项是否具备代表性。该问卷的维度构想和题项编拟是基于理论文献综述、开放式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几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在问卷初测前后多次请心理学专家进行审查和修订,基本保证了问卷的维度和题项能够涵盖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各方面的特征,并具有代表性,因而问卷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问卷的构想效度检验运用相关分析法。根据心理测量理论,问卷的各个维度之间应该具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如果相关太高说明维度之间有重合,有些维度可能并非必要;如果维度之间相关太低,说明有的维度测的是与问卷总体拟测量的完全不相关的内容。一般认为,一个良好的问卷结构要求维度与总测验的相关在0.30～0.80之间,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在0.10～0.60之间,在这些相关全距之内的项目为测验提供满意的信度和效度[4]。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各维度之间及维度与问卷总体之间相关情况见表3。各维度与问卷总分相关在0.576～0.716之间,有中等程度的相关;各维度之间的相关均在0.172～0.388之间,相关适中。说明各维度间有一定的独立性且又能反映总问卷所要测查的内容。因此,问卷结构是合理的。
本研究首先在渝东南中学生中做了开放式问卷调查,并征求了教师和专家的意见。从信、效度的结果看是比较令人满意的,各项信度指标多在0.6以上;通过对因素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表明,理论构想和实际研究的结果稍有出入,但这只是对其中一些题项的合并、筛选和重新组合,这更体现了研究结果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研究中,对探索性因素分析抽取出的4个维度进行相关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说明本问卷具有较好的效度。可以认为,自编的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问卷为探索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具体特点和规律提供了测评的工具和解释的参考,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可以作为测评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工具。
为了加快我国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许多学者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尤其是叶一舵教授提出了“建构具有本土化特色的各种类型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每一个地区乃至每一所学校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开展心理健康教育”。随着心理健康教育的深入发展,开发适合具体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也就显得日益重要。了解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的特点,考察中学生心理健康态度与心理健康的相关关系,可以更好地为中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提供理论支持,为各类地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建立提供依据,更好地构建学生和谐的人格。
[2] 戴海崎,张峰,陈雪枫.心理与教育测量.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9:93-95.
在青少年成长中，教师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这是因为教师在青少年心目中的形象与师生关系的好坏，对于青少年的自我概念的形成、生活目标的确定、身心健康的状况都具有深远影响。因此，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无论对教师或对学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塑造者，担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教师不仅通过自己的直接教育活动影响学生，而且作为家庭、社会的人的角色影响学生。
一切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影响，都要通过教师的心理“折射”起作用。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会直接影响学生的行为，影响学生身心健康。
1，1教师的心理健康有助于学生营造良好的心理成长环境。心理健康的教师有较强的自我调节情绪的能力，能够运用科学的知识调整自己的心态，使自己始终处于一种积极、乐观、向上、平和、稳定、健康的心态，能够很好地设计使学生健康发展的良好心理环境。一方面，教师可以自我设计，以自身的人格魅力熏陶感染学生，另一方面，教师可以依据学生心理所遇到的矛盾和冲突设计人工心理环境，以娴熟的艺术技巧驾驭学生，指导学生解决冲突，可以营造出有利于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的心理环境。
1，2教师的心理健康有助于协调师生关系。心理健康的教师往往能理解学生，平等地对待学生，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和开放、宽松的学习气氛，能接纳学生的行为，尊重学生的人格，乐于帮助学生。因此教师的心理健康能促使学生生理、心理、行为全面协调地健康发展，能在宽松的气氛中使悲观的学生变得快乐，受挫折的学生建立信心，懒散的学生交得勤奋，内向的学生变得活泼，固执的学生变得灵活，从而建立起和谐的师生关系。
教师心理问题的产生是诸多方面的，一是工作特性形成的压力，二是教育改革产生的压力，三是岗位竞争、学校管理引发的压力，四是个人因素。
总之，教师心理问题的产生既有外在因素，又有因在因素，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就要考虑从内外这两个方面做起。
学校如何有效地减轻教师的心理负担呢开元体育，我们通过课题研究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学校成立课题研究小组并申报了《提高小学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研究》的课题，从2002年起全面起动研究工作。两年来，我校课题组主要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去努力提高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
3，1注重学习，提高能力。(1)课题组要求组员认真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做到自助和助人。学校多次安排课题组的老师外出参加学习和培训，在校内定期集中学习。平时还利用工作之余学习理论知识。通过理论知识的学习，使课题组成员掌握更多的心理健康知识，在工作当中保持良好的心态，同时能够帮助其他老师解决心理问题。(2)课题组成员通过上网等收集资料，办“心灵之约”小报，把收集到的资料发给老师们，让他们通过了解心理健康知识，掌握自我心理调节的方法，在教育教学工作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始终以良好的心态投入工作中去。(3)撰写论文，在总结和反思中得到感悟。两年来，老师们撰写心理教育论文达五十多篇。
3，2以心交心，倾注真情。课题组成员在平时工作中多关注老师们的心态，发现老师有心理问题，就寻找良机，通过语言的沟通，行动的支持，及时帮助他调适心态，以愉快的心情及饱满的精神投入工作中。
3，3优化环境，营造乐园。学校领导充分认识到提高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性开元体育，在学校的工作和日常开展的各种活动中努力创设宽松环境，为教师着想，帮他们分忧，尽可能调动积极的情绪。‘把关心和帮助送到了老师们的心中。因此，学校教师之间关系融洽，做什么事情总能齐心协力。
3，4组织比赛，学用结合。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我们要求教师注意渗透心理健康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我们还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有关的比赛，以提高教师的心理辅导能力。我们挑选了三位老师参加南宁市教科所举办的心理辅导课比赛，我们课题组给予很大的帮助，结果这三位教师在比赛中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生态是在不断的循环之中，及其复杂，其健康生态也就是可以正常的长期稳定循环运行，同时整体的结构还必须完善、顺畅，自我修复能力要强大。整个生态之中，林业生态是整个生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在生态之中是维护正常运行的必要条件，整个林业系统之中，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道路，完善机制结构，使用最先进的现代化技术，进行结构的全面优化，结合林业的实际情况，定制出合理可行的控制方案。建立完整的森林系统，尽量避免有害物质的出现，这也是可持续林业发展的重要道路。
森林的整个系统必须有长期稳定的生长状态、抗灾害的能力要强，同时还能够给我们不断供应各种生态上的服务与相关产品。
对森林进行健康的管理，主要目的就是保护与促进其系统的健康运行，增强其自我修复的能力，在加强了森林整体的生态状态的同时也加强了抵抗逆环境的能力，使其稳定性能、和谐性能更加强大，尽量的减少或者是避免内外因素对其健康造成的危害，不断的改善其生长环境，确保其顺利健康的生长，这样森林给予我们的生态服务也就会更完美。
进行森林有效健康的管理，要达到的最终目标，也就是经过对其健康的管理之后，改变森林原本不健康的生长状态，使其维护长期稳定的健康生长，使之在育苗期间就一直保持健康的状态。健康状态下的森林在进行管理与运营时，必须确保生物与非生物有害因素对其不会造成有害的影响。在健康的生长状态与环境之中，保持生物的多样性与稳定性，同时还必须满足我们对整个林业生态与社会的各种需求。
森林的健康运行状态最重要的也就是对其有合理的布局与规划，在经营的过程中始终保持健康的理念。有如下几个部分：（1）火险处理，其中就包括可燃物质的处理、火险的等级、避免野火的出现、火烧的控制对象等；（2）森林有害物质的管理；对森林健康运行状态的检测与评估，我国必须确立随森林健康状态的全面检测，同时制定相应的政策与记录相关信息，掌握其生长变化，使用人为的方式促进其全面发展，也就是天然林采取自我修复的方式，人工林必须结合自认的经营状态，掌握好其游憩的功能、全民参与的认识教育。
林业有害生物管理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运用生态健康原理，采用先进的生物管理学手段和有害生物调控技术与策略，对有害生物实施科学控制，维护生态系统的健康。
森林健康理论是一种新的森林经营管理理念，它不仅是今后森林经营管理的方向和工作目标，而且对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工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传统的森林病虫害防治理论是把森林病虫草作为工作目标，森林健康理论则是把培育健康的森林作为工作的主要目标。这样，就把森林的病虫草火等灾害的防治上升到森林保健的思想高度，体现了生态学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森林病虫草火防治的可持续控制问题，使森林病虫草火防治工作的指导思想向更高的层次转变，使森防工作者成为森林的保健工作者。
人类在管理有害生物的漫长过程中，逐渐懂得了有害生物的有害性不是绝对的道理，管理理论由“斗争”逐渐转变为科学管理，管理策略逐步完善，走过一条由有害生物的单一防治到综合防治、由综合防治再到综合治理的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标志着人类对有害生物的认识和对有害生物防治理论的探索和提高。但是，这些理论都没有突破“被动”防治的框框，局限在“防灾救灾”的范围内。因此，笔者认为，林业有害生物管理应该以森林健康理论为基础，采取“营林为主，适当干预，精密监测，精确管理”的管理策略，以对林业有害生物实施有效管理。
在整个营林的时候，必须从一开始就树立健康的理念与思想，育苗阶段到成熟至采伐这一过程，都必须有健康的管理，始终贯彻健康的理念。进行育苗的时候必须把重点放在苗木是否健康合理生长之上，确保苗种的多样性，提高种子的全面健康管理；结合森林的实际情况，根据具体的情况制定方案，有合理的配置，保障森林多样性，结合现代科学的方式进行种植，增加其抗危害的能力，就虫害现象严重的林区来说，必须加大抚育的力度，增强其抗性，把有问题的林木进行相应的处理，避免影响到其他的林木，对其天然林必须加大保护的力度，避免人为对其造成干扰，避免其他的物种入侵，进行采伐的时候，必须合理的安排采伐的办法，防止出现大面积，一次清的采伐方式，采伐必须遵循合理适度的原则。
就虫害比较严重的地区来说，必须提高其抵抗外来有害物质侵害的能力。在实施的时候，必须结合实际情况，选择合理的药物，防止大量大范围的用药，对于非靶标生物来说，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选择的药物必须是害处极小的，必须使用人工的方式进行施药，这样有针对性的施药避免了不必要的伤害。通常巡视的过程必须加大监督的力度，在第一时间发现处理，避免事态严重。
对其森林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必须使用现代化技术进行管理，制定出合理安全的监管体制，加大监管的能力，采用的监管设备要求必须要高，这样能够在第一时间找到出现问题的树木，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处理。就健康与亚健康的树木也必须加大监管的力度，确保林木能够长期稳定健康的生长。进行检测的时候，巡视的工作人员必须对整个林区有全面的了解，完善检测时记录的内容，把平常检测时收集的数据进行系统管理。在中国必须重视这方面的管理，只有运行过程中做到了预防与治理相结合的情况，这样才可以避免危害再次发生，确保林业生态能健康稳定的可持续发展。
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为生态环境的恢复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森林生态系统中，病虫害的发生严重的影响了森林的健康，所以文中对于如何建立健康的森林生态系统和如何防治病虫害做出了分析，为我国营建健康的森林体系做出了贡献，并且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1]张国庆.生态健康与有害生物管理[J].中国园艺文摘，2008（3）：40-41.
[2]赵宇翔.中国林业生物安全风险评价与管理对策研究[D].北京林业大学，2012.
目前，山东省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但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资源耗竭、环境污染、自然生态退化和人群健康受损等城市生态系统健康问题。而生态系统健康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建立一套相对完整的城市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定量的评价方法，对山东省17个城市的生态健康进行评价，以便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实施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国内对城市生态健康的研究起步虽然较晚，但进展迅速，熊鹰等［1］应用属性理论与方法对长株潭城市群生态健康进行了评价；张晓琴等［2］采用因子分析与模糊优选评价模型对兰州市生态系统2000～2006年的相对健康状态进行了评价；苏美蓉等［3］运用集对分析法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16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进行了评价。本文采用以上评价研究中所取得的成果，并针对其中的不足，建立适合山东省17个城市的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采用综合评价法对山东省17个城市的生态健康进行评价，根据评价结果提出提高城市生态健康水平的建议，以解决具体的社会生产和实际问题。
城市生态健康指标的选择目前在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标准，但评价指标应遵循能完整准确地反映城市生态健康状况的原则［4］。桑燕鸿等［5］从活力、恢复力、组织结构等8个方面建立了城市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张晓琴等［2］运用压力-状态-响应模型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城市是一种高度人工化的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每个城市都有自身的特点，应该建立适合自身的城市生态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山东省的实际情况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选择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的维持、人群健康状况作为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的5个要素，针对每个要素的内涵提出相应的指标，最后构建山东省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表1）。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确定后，就需要明确各项指标的健康标准，才能对城市生态系统的健康状况进行评价［6］。目前学术界尚没有统一认可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标准，本文参照国际和国内标准以及国际和国内公认的生态城市、园林城市、环保模范城市标准来制定，将城市健康标准划分为5 级：病态、不健康、亚健康、健康和很健康。具体的分级标准值及各标准值的区间范围如表1所示。
指标权重的准确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综合评价的准确性和科学性。传统的权重分配常用Delphi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其中Delphi法不仅对咨询专家要求较高，而且多轮咨询的工作量较大。近年来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越来越受到研究人员的重视，并在多方面得到应用，但AHP采用九标度刻划比较判断结果，使专家感到操作困难，而且计算复杂，还需要进行一致性检验。为克服AHP的上述特点，本文采用了改进的三标度层次分析法IAHP［7］，其计算步骤如下：
1）建立比较矩阵C＝［cij］。当指标i比指标j重要时取cij＝1；当指标i与指标j同等重要时取cij＝0；当指标i不如指标j重要时取cij＝－1。
4）在完成以上的工作后，对矩阵R的每一列元素都进行归一化计算，即得到权重分值。
IAHP具有操作简便、结果客观、完全一致三大优点，采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的上述指标体系的权重分配如表1所示。
城市生态健康评价过程，是在单指标评价的基础上进行加权综合评价［8］。单指标评价也叫做无量纲化，是指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将指标统计值的量纲消除掉，使不同量纲之间的值可以相互比较和综合。设第i个子区的第j个指标的取值为xij，则指标的单项评价值yij有两种计算方式。
式中：xjmax为第j个指标中的最大值；xjmin为第j个指标中的最小值。
该无量纲化将使所有指标值界于0～1，正、负指标取值在无量纲化后具有同向性，即得分越高，其可持续发展功能越强。
根据综合评价法的方法与原理，采用指标加权求和法，从而得到各城市健康评价的总分值。该模型强调指标的群体性和迭加性，指标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即个别指标的落后对系统整体功能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加权求和的计算公式为：
式中：F为评价单元总分值；n为评价指标数；w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fi为第i个指标的分值开元体育。
采用前述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根据所采集的统计数据，对山东省17个城市生态健康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根据山东省17个城市的生态健康综合评价值和健康状态分级标准（表3）可以看出，山东省17个城市的综合评价值分布在3个区间内，即可以将山东省17个城市的城市生态健康情况分为3类：健康、亚健康和不健康。其中青岛、东营、烟台、威海为健康城市；济南、淄博、枣庄、潍坊、济宁、泰安、日照、临沂、德州、聊城、滨州、菏泽为亚健康城市；莱芜为不健康城市。根据分类结果，在MapInfo中绘制出专题地图（图1）。
通过山东省17个城市各个评价指标的具体数值与标准值的比较，可以发现莱芜市单位GDP能耗太大，人均GDP、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指标方面与其他城市相差太大，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摆脱不健康状态；而枣庄等个别城市处在不健康状态边缘，针对弱项指标应制定相关政策，逐步提高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水平；作为省会的济南市由于人口过多，虽然综合经济实力很强，但人均GDP并不高，市区人口密度太大，失业率较高，都是影响其城市健康程度的主要问题，但这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威海和青岛是最为健康的两个城市，绿化程度高，恢复力强，服务功能强大，多数指标都在全省前列。综合来看，山东省很多指标优于其他多数省份，其特点是整体效果好，恢复力要素很强。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各个城市的生态健康程度有望提升一个层次。
本文在对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认识的基础上，建立了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综合评价法对山东省17个城市的生态健康进行了评价，得到结论如下。
1）从活力、组织结构、恢复力、服务功能的维持、人群健康状况5要素，选取了17个评价指标。运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计算出各评价指标的权重，该方法巧妙地把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操作简单，所得权重较准确。
2）对山东省17个城市生态健康的评价结果表明，山东省17个城市中有4个城市为健康状态，1个城市为不健康状态，大部分城市处于亚健康状态，影响山东省17个城市生态健康的不利因素主要是城市生态系统的活力不强和组织结构不尽合理。
3）评价结果较合理，该评价结果可为促进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实施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管理提供依据。
［1］ 熊鹰，陈昊林． 基于属性理论的长株潭城市群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生态环境学报， 2010，19（6）：1422－1427．
［2］ 张晓琴，石培基． 基于PSR模型的兰州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研究［J］．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10，24（3）：77－82．
［3］ 苏美蓉，杨志峰，陈彬． 基于生命力指数与集对分析的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0，20（2）：122－128．
［4］ 颜文涛．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属性综合评价模型及应用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 （8）：137－145．
［5］ 桑燕鸿，陈新庚，吴仁海，等．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J］． 应用生态学报，2006，17（7）：1280－1285．
［6］ 官冬杰，苏维词． 城市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及其应用研究［J］． 环境科学学报，2006，26（10）：1716－1722．
［7］ 王艳，宋振柏，吴佩林． 基于GIS的城市土地适宜性评价［J］． 安徽农业科学，2008（6）： 2487－2489．